我的生活最大的受两个人影响：我父亲高焰和我叔父周宁。我叔父让我知道了上帝的存在，而我父亲却是我民主思想的最大的影响，现在已变为我生活中的第一焦点。我父亲早年在中国当兵，退役后被分配到法庭任法官，对他是一个变化，他认识到有许多事情他需要去学习和认识，他很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他用他的热情和热忱去公平地服务中国人民，以便减少人们在战争中的苦难；他也是法庭的总干事，他的勤奋和吃苦耐劳成就了他的职业。我记得他总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上床的，因为他翻阅有关法律的书到很晚。我记得他还经常告诉我十八世纪欧洲的民主文化运动是在思想上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宗教的束缚，倡导发展个人自由思想；他还告诉我公元四百多年左右，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公元四百年前左右，老子讲到执政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按自然规律而行，简单而朴实，我并不完全明白其义，但我知道他在学习欧洲社会史和中国历史。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在我们家并不宠爱任何成员，我们对于他的要求就是服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像许多其它人一样并未逃过厄运，他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在一九七一年送到农村在田里劳动，他失去了他的工作，时常经历在田里劳动时的饥饿。我仍留在天津与母亲一起生活，我作为反革命的儿子多次被同学讥笑，我虽感到生活的凄惨但仍未哭泣，我还想帮助减轻家里的贫穷状态和母亲的生活负担，我去了郊外去拾荒和被工厂抛弃掉的废铁，我常把拾到的“战利品”卖到地方代理店里，换来的钱用于家庭，我终因极度缺乏营养而双手发炎和身体发烧，我母亲因此发现了我的逃学秘密，逃学对我来讲我是高兴的，因为可以逃过别人的欺负，但母亲想让我每天都上课，她很生气。我很想念父亲，我可以想象出田里的劳动对他而言是多么辛苦，他们要种粮食和插秧，工作总是作不完而无任何酬劳，早餐是水一样的稀饭，而中餐和晚餐却是土豆。我每天都想父亲，我想念他在灯下读书的背影，我有六年未见过我父亲，他于毛泽东死的1976年之后的1977年返回家园。政府给父亲平反并上任在天津市高级法院任法官，我父亲告诉我如果中国有民主的机制，毛泽东绝不可能专横残酷，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许多中国家庭就会免于许多灾难，我相信中国实行民主会避免另一个文化革命，这就是我在美国享受了民主，可以同时我想要继续把民主机制带给中国。

在前中国改革温和派领异胡跃邦失去20周年时，中国悄然无息，我个人认为这种不敬之举说明中共仍不愿政治改革让步，我们仍需要坚持不懈努力把民主带给中国。

06/13/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