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风民情，自从严复，到梁启超，到鲁迅，都批评良多。当其之时，这些启蒙家的思想著作国人趋之若鹜，甘之如饴，何也？知其爱之深，责之切也。所以从晚清至民国，民风渐开，尤其至五四，实为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之大成。

九一八以来，国家命运多厄，内忧外侮，烽火四起，以至于政府日益集权，人民自由沦丧。若是梁启超，鲁迅诸君幸存至今，继续发表当年“人血馒头”之类的高论，必定为万夫所指，且指为“叛国汉奸，与十三亿人民为敌“。如果这一切是因为社会进步所致，实乃我中华民族的大幸。事实却与之相反，与五四时代相比，今日的中国的政治更为专制，人民对国家政治更为冷漠。政治热情自六四以来日形见蹙，诚可谓人心已死。让人不禁要问“中国人的脊梁“在哪里？

在这样的时空下，一切以国家为己任的志士，都不能不问中国崛起是不是需要再来一个启蒙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非我族类的外国人，还是同文同种的港台人士，提出“十三亿长跪不起的子民“这样的命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而不该因人废言。而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国人扪心自问：这样的政府是我需要的吗？

试看今日中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议会选举制度早已荡然无存，人大政协蜕变为所谓的橡皮图章，少数人掌握国家重大决策而不受监督，人民缺乏最基本的渠道表达他们的政治述求。就人民自由而言，国家宪法上赋予人民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和罢工自由实质上被悉数剥夺。更不用说人民基本的言论自由，与舆论自由。共产党利用国家机器已经掌控所有传播工具。就人民政治权力而言，国人可以说被剥夺的一干二净。世界上大多国家人民的政治权利就是选举权，被选举权，陪审义务，和要求陪审程序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多基本上没有行使的机会。可以说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所谓政治权利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的囚犯多不了多少。概而括之，作为最后仅存的五个共产国家之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已是这个世界上最专制，最落后，最贪腐的之一。甚至在崇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总统也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但是在中国，谁是国家主席，谁来继任国家主席，百姓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不禁要问国人，你们还在等什么？还要等多久？如果说，国家社稷的器物制度，是人民精神意志的反映；我们国人就不能不惭愧汗颜。国家制度到了如此令人耻辱的境地，难道都是少数独裁者的错？难道我没有责任？难道对暴政逆来顺受也成了美德？时至今日，还在为共党歌功颂德的人，不外乎这几种人，少数既得利益者，被雇佣的打手，还有更多的是被洗了脑，“长跪不起”的人。君不见有些人到了国外，万里之遥，还是长跪不起，拖都拖不起来。可见中毒之深。

庆幸的是还有不怕威权去组党的民主人士，有护卫爱滋村农民的医生，有为了维权被禁锢的律师。。。。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国那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他们需要拥有更大的勇气，才能够挺身而出。在中国必须要有单枪匹马，故千万人我往也的勇气。在近代中国，经过“镇反”七十万人头落，“反右”五十五万人被下放或劳改，“三年困难“五千万人饿死，“文革”两千万人被批斗，被下放，被冲击。如今还有这么多人为了良心，或应得权益，前赴后继，这是他们作为一个公民至高的勇气。

一个国家无论民主与否，万万不能听不到民众的声音。在美国，我常常有感于在多数执政的民主体制下，少数的声音并没有被牺牲，被漠视，并非共产党那一套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以极少数挟持大多数。在美国，无论多数少数，都有足够发声的机会，让政客听到他们的声音。例如非洲裔，不过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强，历来在社会经济占弱势地位，但如今他们的政治权利却不然，他们在政府部门，文化界，体育界，甚至新闻播报界的比例远远不止十分之一，这就是民主公义的结果。再看美国的同性恋团体，人数更是少的可怜，其中敢公开站出来维护权益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他们已经俨然成为各类选举中神圣不得凌辱的关键少数。。

反观1989年6月4日，中共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有任何人有类似段祺瑞的忏悔，和道歉吗？没有，至今也没有。完全可以说这个党已经没有人性了。“十三亿个脊梁是该直起来的时候了”是我们觉醒和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高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11/28/2008